杭州的基層減負換上“數智”的輕裝后，跑得愈加歡快了。

　　基層減負，呼聲一直很高。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紛紛出臺措施、采取行動，特別是從2019年開始，持續的專項整治，讓基層減負工作收獲了顯著成效。

　　而“數智減負”，則是數字化改革賦予杭州的特殊使命。

　　從“民呼我為”數智平臺的上線，到“數智減負”之“會議管理”“數智考評”“數智報表（一表通）”等一批應用場景的發布，杭州基層減負的東風不斷。已經在使用“一表通”的社區，更是早一步嘗到了“松綁”帶來的甜頭。

　　但眾所周知，基層減負是一項長期工作。僅以報表減少來判定減負的成功，顯然言之尚早。基層工作的需求千變萬化，那些形式主義的基層負擔會不會換件“馬甲”重新登場？如何持之以恒地促進基層減負，從而更好地發揮基層活力，將“民呼我為”走深走實？

　　減負平臺該不該完全整合

　　基層減負減得怎么樣？基層最有話語權。

　　“以前我們填表格，需要反復查詢數據，現在我們只要在手機端實時更新工作數據就可以了，科室所需報表即可一鍵導出。”上城區閘弄口街道藍天社區社工朱曉娟反映，通過“一表通”的應用，她每個月花在填表報送上的時間明顯減少，有了更多時間和精力走訪居民。

　　杭州市錢塘區白楊街道鄰里社區還沒有用上“一表通”，但其黨支部書記張敏華對“數智減負”深有體會：通過街道搭建的內部數字化平臺——協同辦公平臺軟件，很多需要人工跑的工作移到了線上。比如近階段，為了鼓勵居民接種新冠肺炎疫苗，街道在平臺專門增加了“疫苗接種接送車輛申請”的模塊；社區發起申請后，經街道確認，車輛租賃公司即可根據需要調度車輛。整個流程全部在手機上操作，幾分鐘搞定。

　　數字賦能大大提高了基層的工作效率，不過張敏華還有迷茫之處：眼下，很多基層單位組織都擁有一套自己的小程序平臺，如果把這些“各自為政”的數據平臺都歸集到一個統一的平臺上，在應用時會不會更便捷？但她也明白，每個社區的實際情況不一樣，這個平臺在這個社區好用，不代表在另一個社區就適用了。

　　張敏華的迷茫，也是專家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詢委員會特邀委員、浙江大學/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藍蔚青表示，實行“最多報一次”改革，不讓基層重復填報數據，是“數智減負”的一大關鍵。為此，應盡快實現數據的標準化、標簽化，開發出能充分利用已有數據的管理軟件并推廣應用。

　　“在采取具體的基層減負手段之前，必須先進行深入的調研。”杭州市委黨校文化學與社會學教研部教授郎曉波認為，只有在對基層情況了解透徹的前提下，才能精準施策，不僅做到“民呼我為”，還能在“民呼”之前提早作為。

　　數據互通了，安全如何保障

　　“基層工作的不便利，很多是由于數據不互通導致的。”杭州市拱墅區文暉街道現代城社區黨委書記邵莉靜在接受采訪時說，希望能有更多的數據信息共享給社區工作者。

　　可是，數據在互通過程中，信息安全能保障嗎？對此，浙大城市學院商學院副教授、數字化轉型與社會責任管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沈奇泰松認為，基層的“數智減負”和“數據安全保障”是可以同時實現的，這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種體現。

　　“‘數智減負’的背后，是系統化的規劃和安排，是政府內部的協同聯動，也詮釋了‘專業的部門和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一管理原則。”沈奇泰松說：“在做頂層設計時，要思考需要收集哪些數據，哪些是收集了并可以關聯匹配的，哪些可以通過‘無感’的方式收集，哪些需要基層協助重新收集。同時，還要注意依據什么法律和制度來收集數據，誰來收集，用什么工具收集，收集后誰有權使用和調配；特別是在安全方面，例如云端和終端如何進行必要的聯系和隔斷，誰具體負責安全保障等等問題。”

　　怎樣呵護基層減負的“成長基因”

　　社工需要填的報表是減少了，但由此減少的負擔，會不會通過其他方式轉移到社工身上？基層減負會不會淪為另一種形式主義？

　　在郎曉波看來，基層減負更深層次的要義，是為民辦實事理念、方法、機制的持續優化。“基層減負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將各個‘數智減負’的手段附著在整個基層治理系統上檢驗效能。”

　　這方面，成都和上海已進行了先行探索。“成都的社區十分注重權責匹配問題，社區只做社區權責范圍內的事情；上海的社區則是向第三方購買服務，借助社會組織的力量來推進基層治理。”郎曉波介紹。

　　采訪中，不少基層干部還提到了對基層考核的看法。“在運用上城區數字統戰平臺的兩年多時間里，我們更直觀地感受到了‘基層減負’四個字。未來，對于基層考核，我們希望能通過數字化手段體現綜合實效，減少一組一組的數據競爭和留痕考核。”上城區望江街道統戰干事王佳麗說。

　　針對這個問題，藍蔚青也表示，基層減負不是減擔當，而是要減掉那些為了證明基層在干活的作秀式檢查考核。“要不忘為民辦事的初心，不讓‘細化標準’和‘對工作過程的頻繁檢查評比’把‘為人民負責’扭曲成‘對考核指標負責’，把‘關注老百姓的滿意度’扭曲成‘關注領導和上級部門的滿意度’。”他說，只有改變基層干部把大量時間用于應對檢查考核的狀況，才能讓他們有更多時間更多精力更好地訪民情、解民憂。

　　相信杭州的基層減負之樹，在肥沃的數字化改革土壤里，經過滴灌式的精心培育，定會結出累累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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