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期間，“我為烈士來尋親”小志愿者為烈士墓碑描紅。李梅攝

王春婕（右）與同事整理烈士遺物。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供圖

孫嘉懌（左）看望志愿軍老兵。謝好攝

王建剛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清理雜草。程聰攝

　　引子

　　2014年至今，我國已迎接10批938位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回家。

　　每次，當烈士的遺骸棺槨被護送前往陵園時，許多手持國旗、鮮花的群眾自發來到街邊，列隊緬懷英烈。

　　“接英雄回家是使命，為烈士尋親是傳承。”遼寧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社會教育部部長王春婕說，“我和同事們時刻沒有忘記肩上沉甸甸的責任。”

　　與938位烈士一道回家的，還有9500余件烈士遺物。精心整理這些遺物，王春婕和同事會將他們的發現梳理成材料提交有關部門，通過查找檔案、發動社會力量、進行DNA鑒定等，確定烈士身份，尋找烈士親人。

　　近年來，由退役軍人事務部門牽頭，相關部門支持配合，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持續開展為烈士尋親活動。

　　“搜尋發掘烈士遺骸、進行鑒定保護、為烈士尋親……教育的是億萬后人，順應的是人民群眾的情感，體現的是國家責任。”在國務院新聞辦9月13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馬飛雄表示。

　　線下尋找

　　整理遺物線索確定烈士身份，設立尋親專員開展走訪調查

　　拿起印章，用毛刷輕掃幾下，將灰塵去除。攤開一張白紙，蘸印泥，按印章，眼看烈士鮮紅的姓名在紙上呈現，王春婕抿緊嘴唇，神情莊重。

　　“印章是辨識志愿軍烈士身份的重要信物。那個年代，許多戰士與家人通信，會蓋上自己的印章。”在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指著烈士紀念館中大大小小的印章，王春婕說。

　　每當有烈士遺物入庫，王春婕和同事都會逐一測量、拍照、登記、造冊，“每件遺物，都承載著一段歷史，記錄著一個崇高的鮮活生命。”

　　步入烈士遺物庫房，恒溫恒濕條件下，一個個無酸裝具整齊排列，裝具內是一件件標有001、002等數字編號的烈士遺物，或是一支銹跡斑斑的鋼筆，或是一個布滿彈孔的水壺……王春婕說，他們要在遺物整理過程中，盡可能發現、識別烈士的身份線索，希望找到烈士姓名，繼而為烈士尋找親人。

　　尋親，是一場自發的雙向奔赴。王春婕在找，烈士的家人也在尋。

　　2021年9月2日，年近半百的吳玉成從家鄉福建省閩侯縣出發，跨越2000多公里，來到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在陵園烈士紀念館，他從皮夾中抽出一張泛黃的2英寸塑封照片。照片上，少年面容青澀，身姿挺拔，身后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照片背面，寫有“兄奎贈，公元1952年5月15日，紅星照相館”的字樣，并蓋上了個人印章。

　　“一模一樣！這就是照片背面的那枚印章，上面是我伯父吳雄奎的名字。”趴在紀念館的玻璃櫥窗前，仔細比對照片背面和櫥窗內的印章字跡后，吳玉成難掩激動。

　　吳雄奎生前的照片，是他犧牲后經人郵寄到家里的。除此之外，吳玉成一家關于伯父的信息，僅有烈士證上的寥寥數語：1934年出生，志愿軍七十三師二一八團，1953年7月，朝鮮，因戰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

　　2020年9月，第七批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歸國。王春婕在整理烈士遺物的過程中，發現了這枚刻有“吳雄奎”3個字的印章。2021年7月的一天，吳玉成接到村里電話：“吳雄奎烈士可能找到了，需要DNA比對驗證。”

　　很快，吳玉成和父親一起，到縣人民醫院抽血。不久后，傳來消息：DNA比對成功！

　　“整理烈士遺物時發現的線索，我們會第一時間提供給退役軍人事務部，以便后續開展DNA比對等工作。”王春婕說，目前已為20位“歸國”的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找到親人。

　　同樣找到烈士親人的，還有生活在北京的毛常堯。2022年元宵節，當時已年近八旬的毛常堯和妻子一道，從北京來到四川巴中市南江烈士陵園，祭奠他的姑姑——紅軍烈士毛秀剛。毛常堯說，雖然從未見過姑姑，但從小就聽她的故事，知道她是為革命而犧牲，“受姑姑影響，我早早便選擇參軍報國。”

　　前些年，毛常堯一家一直在尋找姑姑的安葬地點。幫老人圓了心愿的，是兼任尋親專員的南江縣烈士陵園管理局副局長王中立。這些年，他們也在為包括毛秀剛在內的陵園埋葬烈士尋找親人。

　　查閱大量資料，多部門聯系求證，多地走訪調查，尋親的過程很不容易。王中立輾轉了解到，毛秀剛有個當過兵的侄子。這一發現，讓他找到了突破口。

　　如今，像王中立一樣的尋親專員，巴中市有2200多人，包括各級退役軍人事務部門和烈士陵園的工作人員等。近年來，四川組建烈士紀念設施保護中心，配備尋親專員，開展走訪調查，2021年以來已為891位烈士找到親人。

　　線上聯動

　　利用信息技術，搭建尋親平臺，不放過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

　　約1000公里，是四川巴中到河南信陽的距離，也是陳自崗烈士與家的距離。

　　家住河南信陽的陳軍，與父親一道，接續尋親八十五載。“過去每年祭祖，要給親人上墳，我們不知道爺爺埋在哪，只能對著四川的方向，呼喊他的名字。”陳軍說。

　　很長一段時間里，翻閱有關資料，在網上檢索爺爺的名字，成了陳軍的生活習慣。隨著時間推移，陳軍漸漸感到希望渺茫。直到2018年7月，他在手機上收到一條彈窗消息：“烈士親屬您在哪兒？8位河南信陽籍紅軍烈士葬在四川，靜待家人。”

　　點進去，可以看到8位埋葬在四川的河南信陽籍紅軍烈士信息，其中的“陳自剛”烈士，與爺爺的名字很相似。陳軍聽家人講，爺爺犧牲在大石山，而這位烈士犧牲在大面山。名字和犧牲地都只有一字之差！陳軍心中升騰起希望，立即撥通了彈窗消息上的聯系人電話。

　　沒過多久，陳軍收到回復：經比對烈士籍貫、戰斗經歷等信息，證實了“陳自剛”就是陳軍的爺爺陳自崗。

　　坐飛機、轉高鐵、乘大巴……得知消息10多天后，陳軍一家輾轉來到位于巴中市通江縣的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那一刻，祖孫終于“相見”。

　　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長眠著2.5萬余位紅軍烈士，其中無名烈士1.7萬余位，有姓名的外省籍烈士218位。

　　“我們和媒體合作，根據墓碑信息，查閱歷史資料，多方核實比對后，利用地理位置彈窗等信息技術，將烈士姓名、生平等信息，推送給烈士家鄉部分人群，幫助尋找烈士親人。”負責陵園管理的川陜革命根據地舊址（巴中）管理局副局長薛元勛說。

　　臨別，陳軍從爺爺墓前取了一抔土，回到信陽后，撒在了自家的祖墳。1933年，20多歲的陳自崗跟隨部隊跋山涉水，行至四川萬源時在戰斗中犧牲。80多年后，烈士英魂終于榮歸故里。

　　近年來，各地利用信息技術，搭建尋親平臺，提升烈士尋親成功率。2021年，退役軍人事務部開通烈士尋親政府公共服務平臺。

　　“線上線下聯動，不放過任何一條可能有用的信息。”薛元勛說，今年2月，通江縣啟動2024年“為烈士尋親”活動前，縣退役軍人事務局、縣委黨史研究室、縣檔案館等部門工作人員齊聚一堂，商議首批烈士信息發布事宜。

　　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里有處墓碑，碑上的烈士姓名為“陳修神”，可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人物志》記載，籍貫、時間、事跡相一致的烈士名為“陳修坤”。有人認為信息出現矛盾，建議暫不發布，薛元勛提出異議。

　　“那個年代，像陳自崗烈士那樣，一字之差的事情很常見，不能因此失去尋親的機會。”在薛元勛提議下，今年3月，當地通過新媒體平臺發布的“為烈士尋親”專項活動首批烈士信息中，陳修神（坤）烈士的姓名被列入。

　　至今，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已為安葬在此的50位革命烈士找到親人。

　　社會參與

　　政府支持，青年加入，組建志愿團隊，匯聚尋親合力

　　“打仗的時候，您害怕嗎？”

　　1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85后浙江寧波姑娘孫嘉懌前去看望抗戰老兵。眼見年過九旬的老兵雙手布滿老繭，身體患有殘疾，她忍不住問。

　　“孩子，哪個人上戰場不害怕？但是不上的話，誰來保衛國家？”

　　老人的話，讓孫嘉懌深受震撼。此后，她一有空就到烈士陵園祭掃，還在個人社交平臺分享圖片和感受。

　　“我想讓大家多來看看烈士，不要忘記他們。漸漸地，響應者越來越多。”孫嘉懌說。

　　黃軍平是響應者之一。這名陜北農民，曾前往朝鮮尋找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犧牲的大伯。親人尚未尋到，但當他來到開城市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陵園，看到英名墻上銘刻的上萬名烈士姓名時，不由得想，“我在找我的親人，他們的家人是不是也在找他們？”

　　回國后，黃軍平找孫嘉懌商量，能否將這些烈士的資料整理出來，幫他們尋親？

　　2017年，兩人發起了“我為烈士來尋親”志愿項目。

　　尋親之路，遇到諸多困難。籍貫不詳、部隊番號不詳、重名人數眾多……孫嘉懌沒有氣餒，想出了“笨辦法”。她在網上招募了20多名志愿者，先從一些烈士陵園拍攝的視頻中截取烈士姓名信息，再與中華英烈網和各地相關英烈史料進行比對。

　　多年來，志愿團隊走訪了20多個省份、7個國家，收集整理4萬多條烈士信息，形成包括姓名、出生年月、犧牲時間、犧牲地點、部隊番號等詳細信息的數據庫。孫嘉懌將數據庫同步提供給相關地方退役軍人事務部門和烈士陵園，幫助完善烈士信息，以便更好地開展尋親工作。

　　孫嘉懌說，黨和政府對志愿團隊工作的支持遠不止于此。今年6月，團隊在走訪時得知，童云寶烈士的女兒在尋找父親的安葬地點，幾十年來未能如愿。后來，團隊在有關部門幫助下，調閱、核對歷史資料，多方走訪比對，最終在位于河南睢縣的睢杞戰役烈士陵園，找到童云寶烈士的安葬地點。

　　“我們到各地尋親，只要跟寧波市退役軍人事務局打個招呼，他們就會幫我們和當地做好對接。”孫嘉懌說，她過去在一家私企上班。為支持她牽頭的“我為烈士來尋親”志愿項目，共青團寧波市海曙區委邀請她到區志愿者協會工作，并開設了“孫嘉懌青年工作室”，海曙區退役軍人事務局也在資金配套、資料查找、聯系對接等方面給予支持。

　　協同發力，匯聚合力。在孫嘉懌影響下，已有400多名志愿者加入“我為烈士來尋親”項目，家住沈陽的95后姑娘金美燕是其中一員。

　　與孫嘉懌一樣，金美燕每年要到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好多回，“平時路過也會進去看看”。說是“路過”，其實從她家到陵園，要坐1個多小時的公交車。

　　與孫嘉懌一樣，每到一處烈士墓地，金美燕都會逐一記錄相關信息，每當遇到祭掃的家屬、老戰士，她便上前搭話，“說不定能從他們那兒了解到更多烈士信息，補充進我們的尋親數據庫。”

　　盡管地域、年齡、職業不同，但因為相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如今，金美燕和孫嘉懌成了好朋友，兩人多次相約到烈士陵園祭掃，一同為烈士尋親。

　　前不久，中央宣傳部、退役軍人事務部、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全國雙擁辦評選出10位2023年“最美擁軍人物”，孫嘉懌作為“傾力為烈士尋親的愛心人士”上榜。在孫嘉懌發起成立的400多人志愿者尋親團隊中，40歲以下青年占到3/4，其中不乏90后、00后。

　　“一位位先烈，是國家和民族的英雄，也是我們青年人眼中最亮的星。”孫嘉懌由衷地說。

　　紅色傳承

　　賡續精神血脈，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堅持為烈士尋親10多年，去過全國200多座烈士陵園，家住沈陽的楊寧，心底存有遺憾。

　　去年走訪遼寧錦州凌海市烈士陵園，抗美援朝志愿軍烈士陳光明墓碑上，“四川省中江縣九區第四村、四十軍三六七團戰士”的碑文引起楊寧的注意：九區第四村在哪里？那里還有烈士的親人嗎？

　　幾經了解，楊寧得知九區第四村，就是現在的四川中江縣繼光鎮繼光村。他與當地退役軍人事務部門聯系，得到對方的調查回復：因年代久遠，陳光明烈士的親人已經找不到了。

　　這樣的遺憾，楊寧時常遇到，“早些年，很多烈士墓都是散墓，相關原始記錄也不完整，為尋親工作帶來挑戰。”

　　楊寧的心底，也有溫暖的慰藉。

　　沈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烈士紀念廣場四周，是近200米長的烈士英名墻，按照姓氏筆畫排序，197653位抗美援朝烈士的姓名鐫刻其上。楊寧在上面找到了陳光明烈士的名字。

　　2014年，抗美援朝烈士英名墻落成，每天來這里獻花、祭掃的人很多。楊寧感慨，“雖然還有很多烈士沒有找到親人，但是他們從未被遺忘。”

　　每到清明節，英名墻前常能見到一位老人，用手摩挲著“邢孝先”3個金色刻字，淚水漣漣。她叫邢桂芝，遼寧阜新人。“邢孝先是我哥哥，1935年出生。1953年，在敵機一次轟炸中犧牲。”多年來，哥哥烈士證上的內容早已刻在邢桂芝的腦海。

　　在邢桂芝的記憶里，哥哥是位追求進步的青年，“去參軍是他再三要求的。”

　　雖然，邢桂芝至今不知道哥哥安葬在哪里，但她的內心是寬慰的：“英名墻，為我們提供了祭掃的場地和精神寄托，更讓我感受到，國家和人民沒有忘記哥哥。”

　　2023年清明節，邢桂芝把家里保存的唯一一封哥哥的家書，捐贈給陵園，“希望英烈們的事跡和精神能鼓舞更多的人。”

　　有英名墻，也有無名墻、無名碑。水娃子、幺女子……在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總長102米的英烈紀念墻上，鐫刻著7823位烈士姓名，其中包括202位“娃子”、76位“女子”。

　　“‘娃子’‘女子’是我們當地人喊小輩的乳名，意味著他們都是紅軍小戰士。”陵園講解員彭香解釋。

　　陵園內，還有一處無名烈士紀念園。一排排如同軍陣般的白色墓碑下，安葬著1.7萬余位無名烈士，每座碑上，只鐫刻著一顆鮮紅的五角星。“當年因為戰事緊急，許多烈士散葬在大巴山，無碑無名。”薛元勛說，近些年，當地將散葬在全縣50處的烈士遺骸遷葬到陵園，闊別多年的戰士們這才“歸隊”。

　　今年7月，來自湖北孝感大悟縣的黃有文帶著妻子來到無名烈士紀念園，祭奠他的曾祖父黃明文烈士。1932年底，黃明文在鸚哥嘴戰斗中犧牲。多年來，黃有文和他的爺爺、父親，幾代人接力找尋，也沒找到曾祖父的安葬地點。直到今年春天，他聽當地村民說，他的曾祖父，可能遷葬到了紀念園。

　　黃有文深信：他的曾祖父，一定就在這里，不會離開他的戰友們；這里安葬的1.7萬余位無名烈士，都是他的親人。

　　秋日清晨，前來掃墓的王建剛拄著拐，兒子王君權背著簍，一人撿落葉，一人擦墓碑。王建剛的父親是紅軍老戰士王成現，已經過世。他們祖孫三代都在陵園附近居住，接續為烈士守墓80多年。王建剛說，這些年，有不少紅軍后代到無名碑前祭掃，“為烈士尋親，尋的是血脈上的親人，賡續的是精神血脈。”

　　歷史記憶歷久彌新，紅色基因代代相傳。又到烈士紀念日前夕，烈士陵園內，無名碑前，祭掃的群眾絡繹不絕……

　　《 人民日報 》（ 2024年09月27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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