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家住浙江溫州平陽縣的顏孫樂從朋友手中盤下一間餐廳，本以為要過段時間才能重新開張，沒想到手續辦理速度如此之快。

　　“以前轉讓店鋪，要在注銷舊的營業執照后重新注冊，這期間餐廳要停業，怎么也得至少1周時間。如今可以直接轉讓個體戶營業執照，大大減少了停業期間的損失。”顏孫樂說。

　　從辦理轉讓到再次開業，顏孫樂前后用時不超過1天，為什么能如此便利？

　　優化準入環境

　　活力日漸凸顯

　　粉墻黛瓦，依水而建，平陽縣鳴山村非遺文創街區，是當地精心打造的一條商業街，如今已成為頗有名氣的打卡點。顏孫樂的餐廳就在這條街區內。

　　沿著非遺文創街一路走下來，記者發現一件新鮮事——不少店鋪招牌旁懸掛著“簡易登記試點商戶”“免登記經營試點商戶”“無固定場所經營區”等標志。顏孫樂餐廳的招牌旁也掛著醒目的標志——“個體轉讓試點商家”。“這和‘雙定三減’政策有關，如今這里人氣高了，生意也更旺了。”顏孫樂對記者說。

　　店鋪為啥要懸掛這些標志，顏孫樂口中的“雙定三減”又是什么？

　　溫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登記注冊分局副局長陳浩洲介紹，2019年，由溫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牽頭，對在指定時間和指定范圍內開展的，利用個人（或家庭）技能謀生的傳統手工藝等八大類行業經營活動放寬經營限制，通過減少或免除登記材料、時間和流程等，最大限度下放登記許可權限，被稱為“雙定三減”。

　　2019年，平陽縣將鳴山村非遺文創街區劃為試點區域，對轄區內商鋪和個體戶探索實施“雙定三減”優惠政策，“像顏孫樂的餐廳，就享受到了這項政策的實惠，個體戶營業執照可實現直接轉讓，大大縮短了行政審批時間。”平陽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登記注冊分局局長楊淑芬說，不僅如此，通過租金減免、商標注冊、產業轉型等各項幫扶政策，個體工商戶登記便利度不斷提高，創業門檻和成本大幅降低。

　　“在這之前，來平陽游玩的人多，留下來消費的卻很少，一直面臨市場主體不愿進駐的困境。‘雙定三減’政策實施后，經營主體明顯增多，形成了非遺文創街、特色小吃街和綜合民宿區三大板塊，共聚集經營戶152家，日均客流量達2000人次，戶均每年純經營收入增長約3萬元。”楊淑芬說。

　　看到非遺文創街劃定了無固定場所經營區，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礎上，流動攤販備案后可在此經營，家住附近的王天章夫婦倆也躍躍欲試，在這里擺起了流動攤位。“我們白天干農活，晚上就在夜市上擺個小吃攤，生意好的時候，一晚就有1000多元進賬咧！”王天章笑道。

　　審批權限下放

　　監管包容審慎

　　這項政策緣何而起？陳浩洲向記者道出原委：“主要還是針對溫州民營經濟占比高的特點，想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在溫州，中小微企業占比較大，個體戶占比高達70%。“這部分市場主體的活躍程度事關溫州經濟的健康發展。”陳浩洲說，受疫情等因素影響，中小企業和個體戶普遍遭受了不小的沖擊，如何增強實體經濟的活力，成為溫州面臨的一大考驗。“疊加影響之下，必須從政策層面釋放紅利。”

　　實施“雙定三減”，注冊登記材料怎么減免，流程又該如何簡化？

　　陳浩洲介紹，對無固定經營場所的經營戶免予辦理工商注冊，由所在村居負責實行備案管理，對有固定經營場所的經營戶降低準入標準，積極推行住所登記承諾制、即辦制等簡易登記模式，審批時間也大大縮短。“以企業開辦為例，以往需要7份材料，經歷4個環節，3到5個工作日，還需花費700多元成本；如今只需1份材料和1個環節，當天就可辦結，并且是零支出。”

　　“不僅如此，我們還最大限度下放登記許可權限。”陳浩洲補充說，在“雙定三減”政策所劃定的經營區內，所在地企業登記機關享有與市本級企業登記機關相同的企業登記和變更權限；試行個體工商戶營業轉讓，通過變更經營者、延續原個體工商戶字號名稱等方式，滿足個體工商戶營業轉讓的實際需求；還為區內經營戶開通商標注冊和專利申請“綠色通道”，安排專人提供“一站式”服務。

　　如今，這樣的經營區已成為溫州各相關部門推行惠企政策的“試驗田”，溫州各地通過政府主導、部門協作、社會參與，因地制宜地推出了多種優惠政策。

　　政策實惠這么多，執法監管又該如何落實？

　　陳浩洲告訴記者，經營區內實行的是包容審慎的“雙隨機”監管模式——減少對經營區內企業抽查比例和頻次，避免過度監管和多頭檢查，并配合柔性執法；同時，對食品類和無固定經營場所經營戶加大日常巡查和商品抽檢力度，確保不發生安全事故。

　　直擊痛點難點

　　增強協同配合

　　從2019年開始探索至今，溫州共選點創建“雙定三減”經營區25個，入駐經營戶3517家。其中，有固定經營場所經營戶2587家，無固定經營場所經營戶930家。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宋華盛認為，這項工作的意義在于，有效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允許先行先試，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了寬松的成長環境，探索中小企業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不僅如此，政策還有不少創新點，比如審慎監管和柔性執法，在守牢重點行業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減輕了市場主體的負擔。”

　　“這些舉措降低了市場主體，特別是小微主體的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下放了市場主體登記的管理權限，是一場生動的地方實踐。”浙江省委黨校法學教授駱梅英說。

　　其實在探索過程中，相關部門也遇到了不少困難。陳浩洲坦言：“作為一項創新性改革舉措，允許流動攤販備案經營等措施雖然有推廣價值，但在推廣上阻力不小。目前僅靠我們全系統推動，在各部門間配合度不夠高，也難以形成合力。”

　　對此，駱梅英認為：“還應在實踐中積極尋求最佳路徑，理順不同層級部門之間的審批關系，以推進優惠政策更好落地。”

　　《 人民日報 》（ 2021年12月28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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