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橋經驗陳列館矗立在楓溪江南畔，每天來此參觀的群眾絡繹不絕。

走進該陳列館，詳盡的史料依次展示了楓橋經驗的誕生和演進歷程，講述了“楓橋經驗”在不同時期的傳承創新以及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新探索。觀眾通過閱讀“楓橋經驗”相關歷史文獻和實踐案例，可充分感受“楓橋經驗”的傳承與發展。

楓橋。人民網 秦銘澤攝

楓橋經驗陳列館是浙江基層干部群眾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推動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景呈現和生動縮影。從“一地之計”到“一國之策”，60年來，“楓橋經驗”不斷適應新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在實踐中不斷創新、煥發活力。

群眾唱“主角”

構建基層治理共同體

在楓橋經驗陳列館里，一張老照片把大家的思緒拉回到20年前。照片里，楊光照坐在郭店村警務站門口的小板凳上，和一群孩子聊天。

1986年，楊光照從部隊轉業來到楓橋鎮，成為諸暨市公安局楓橋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終日奔走在楓橋鎮的大街小巷、村舍民居。20世紀90年代末，楓橋派出所創新發展基層治理模式，提出將警務站“搬”到村里、把派出所建在老百姓“家門口”，要求每個民警都要到村里走訪，誰家有困難、哪家鬧矛盾，都要心里有數。

做矛盾調解工作時，不管老百姓坐在哪，楊光照都要拿一個板凳坐到他們中間。“坐上小板凳，和老百姓像家人一般交心，距離近了，感情就親了。”作為一名基層民警，楊光照的文件柜里，整齊擺放著153本調解筆記。其中，2002年至2003年間的本子中，詳細記錄著村民間的各種矛盾糾紛。

楓橋經驗陳列館。人民網 秦銘澤攝

退休后，楊光照仍舊致力于基層矛盾糾紛調解。在諸暨市公安局及楓橋鎮政府的支持下，他牽頭成立了浙江省基層公安機關首家民間調解組織——老楊調解中心，成了一名專職“老娘舅”，楓橋人都知道“有事找老楊”。

“老楊”是一個人，也是一群人。如今，老楊調解中心背后的調解志愿者團隊成員已有138人，實現了行政村、企業全覆蓋。

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群眾路線是“楓橋經驗”經久不衰的魅力所在，也是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優勢所在、力量所在。在楓橋鎮，有一句話廣為流傳——“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如‘紅楓義警’”。

談及“紅楓義警”的由來，“紅楓義警”協會會長陳榮周表示，“紅楓義警”是楓橋派出所的民警“走”出來的。

2017年3月，全國首批“楓橋式公安派出所”——楓橋派出所深入社區開展大走訪、大調研活動。當時，楓橋派出所民警趙信走訪了陳榮周等20多位店主，發現他們均有參加公益活動的想法，于是就與店主們交流溝通，首次發動40多人參與了一場晚會的安保工作，隨后成立了紅楓志愿者協會。

后來，諸暨市公安局、楓橋派出所針對這支隊伍的特點和特長進行了專題研究，引導其協助開展治安巡邏、法治宣傳等輔助性警務活動，并于2017年7月21日正式將其更名為“紅楓義警”，著力打造社會治理的新樣板。

諸暨“紅楓義警”。諸暨市公安局供圖

近年來，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目標引領下，公安機關不斷加強對口指導，“紅楓義警”的職責定位也日漸清晰——以夜間巡邏為主線，開展治安巡邏、法治宣傳、安防教育、糾紛調解、文明勸導、小型活動安保等輔助性警務工作，同時與社區民警、村警組成楓橋“三警”基礎防控格局。

“后天有300名幼兒園孩子去杜黃新村研學體驗農村生活，‘紅楓義警’能不能幫忙維護安全？”

“我們馬上就組織發動報名。”

…………

如今，在楓橋鎮的各個角落，總能看到身穿紅馬甲、年齡各異、職業不同的“紅楓義警”在走街串巷，為老百姓們化解糾紛、排憂解難。

據了解，“紅楓義警”現有正式成員167人。截至目前，“紅楓義警”共開展志愿服務活動890余次，為3000多名群眾開展過安全防范宣傳和志愿服務宣傳，累計參與調解各類矛盾糾紛220余起，調解成功率達98%；組織社區服刑人員參與集中教育254人次，實現社區服刑人員期滿后100%解矯；在巡邏過程中排查安全隱患430處，協助公安機關抓獲違法犯罪人員13人，破獲各類治安刑事案件13起，成為楓橋群眾口中的平安楓橋“新警力”。

作為“楓橋經驗”的誕生地，諸暨群眾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非常高。除“紅楓義警”外，“楓橋大媽”“詹大姐幫忙團”“新安華人先鋒隊”等一大批社會組織更是成為諸暨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形成了諸暨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

據統計，目前諸暨登記在冊的社會組織有1196家，備案社區社會組織4330家，參與人數30余萬人，占該市常住人口的25%。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

“訴源治理”的諸暨樣本

牢牢抓住基層基礎，最大限度把矛盾風險防范化解在基層，這是新時代“楓橋經驗”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近年來，諸暨從建立健全長效機制著手，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綜合機制。

為推進基層社會治理規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諸暨建起了市鎮村三級社會治理中心，并不斷完善信訪接待、矛盾調解、網格管理等基本服務功能，緊急情況即時交辦，一般問題3天內解決。當地干部依靠和發動群眾，最大限度把小矛盾小問題化解在基層、化解在萌芽狀態，打通基層治理的“神經末梢”，筑牢社會和諧穩定的第一道“堤壩”。

2023年10月17日上午，諸暨市姚江鎮姚公埠村網格員在巡查中發現，村民姚某家農田附近的水渠內存在破損護欄、廢舊電線等雜物和部分渣土，引起渠道堵塞并導致無法對周邊區域農田形成有效灌溉，對農作物種植造成負面影響。考慮到此處剛完成柯諸高速電力施工作業，存在較密集、復雜的電力線路網絡，不便將雜物、渣土直接清理，村網格員第一時間向姚江鎮社會治理中心報告。

姚江鎮社會治理中心。受訪者供圖

查證上述情況屬實后，鎮社會治理中心堅持“小事不過夜、大事不過月、苗頭就解決”的理念，研判此渠道內堵塞的雜物和渣土系此前柯諸高速電力施工作業后遺棄的廢舊材料，遂聯系柯諸高速項目部、諸暨市供電局、東白電力有限公司、姚公埠村赴現場協同處置。經供電部門專業人員指導，柯諸高速項目部和姚公埠村成功將此渠道內堵塞的雜物和渣土清理，其間施工沿線電力未受影響。

此后，姚江鎮社會治理中心要求柯諸高速項目部、諸暨市供電局、東白電力有限公司對柯諸高速工程沿線電力施工現場進行全方位“回頭看”，將影響群眾經濟利益和項目施工保障的隱患再次摸排整改，做好閉環管理和總結提升。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目前在諸暨市，超過90%的基層矛盾糾紛都能在村鎮社會治理中心得到化解，只有10%的矛盾糾紛需要分流到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去化解。而這一類的矛盾糾紛通常是各類調解不成的“疑難雜癥”，或是跨部門、跨區域的疑難糾紛。

近年來，諸暨市以市鎮村三級社會治理中心（工作站）建設為依托，建強矛盾糾紛化解“一站式”平臺，迭代升級“141”基層治理體系，有效破解群眾多頭反映、化解聯動難等問題，真正實現群眾訴求“一窗式受理、一攬子解決、一條龍服務”，矛盾糾紛化解“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地”。

2023年3月，諸暨市委政法委、市社會治理中心、市人民法院、市司法局聯合出臺《關于深化訴源治理推動矛盾糾紛分類分流化解實施細則》，構建完善“調解先行、訴訟斷后、分層過濾”的訴源治理機制。

如今，當老百姓帶著五花八門的問題走進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時，綜合窗口的工作人員會上前進行詢問、登記，并根據情況作出分類預判，并引導群眾至對口部門單位工作人員或調解員值班窗口，現場“把脈問診”，面對面解決。

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人民網 秦銘澤攝

“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共吸納整合了14個專業調委會，各類‘疑難雜癥’通過一個窗口‘掛號’，經過‘分診’，來到各個調委會進行具體調解。”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副主任陳挺表示，該中心處理矛盾糾紛，實行的是“一窗受理、調解優先、訴訟斷后”的工作機制。疑難復雜矛盾糾紛一次調解不成，還可以流轉到天平調解工作室進行訴前調解。據悉，天平調解工作室共有20多名退休的法官、檢察官，調解經驗豐富。

如果經過二次調解層層分流，仍有部分案件無法得到化解，怎么處理？“這些疑難雜癥我們會再流轉到訴訟服務中心，到法院的立案窗口訴訟受理立案。”陳挺介紹，在該中心優勢調解資源加持下，有效推動復雜疑難問題更好更快地解決。

從“上門”到“上云”

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數“智”密碼

如果說優化矛盾糾紛化解協同機制是有力支撐，那么數智化則為矛盾糾紛“一站式”化解提供了強勁動能。

近年來，諸暨市不斷加強數字化智能化建設，賦能矛盾糾紛解決提質增效。從“線下引導”到“線下引導與線上分流相結合”，該市通過數字化、智能化助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社會化、專業化和法治化建設。

2022年以后，借助社會治理中心的樞紐平臺建設，諸暨市不斷推動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數字化智能化建設深入發展，將數字化智能化應用于矛盾糾紛源頭治理，讓“楓橋經驗”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大調解格局更加效能化。

如今在諸暨，一個“碼”為“想找個說法”的群眾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解紛渠道。

“我也想調解呀，但是最近住院，不方便啊。”在諸暨市社會治理中心，天平調解工作室專職調解員石珊珊正在調解一起由“浙江解紛碼”平臺派發的運輸合同糾紛。和以往不同的是，因被申請人住院無法行動，不方便參與線下調解。于是，通過“浙江解紛碼”平臺，這場調解由線下搬到了線上。

“線上調解非常方便，讓當事人足不出戶就能解決糾紛，大大提高了糾紛解決的工作效率，實現司法更便民。最終，調解雙方當天就簽署了協議書筆錄，并簽署司法確認申請書。”石珊珊表示，目前有64%的調解工作是在“浙江解紛碼”上完成的，最快一次調解僅用半個小時。此外，“碼”解糾紛，也讓工作效率提升了40%以上。

天平調解工作室專職調解員石珊珊正在處理糾紛。人民網 方彭依夢攝

據了解，作為矛盾糾紛受辦一體化平臺，“浙江解紛碼”吸納了市鎮村三級調解組織、金融交通物業等專業組織及各類社會調解機構。通過智能分案規則、逐層過濾體系，“浙江解紛碼”明確調解組織等責任主體的工作職責和辦理流程，自動分案到調解組織，并對糾紛響應時間、調解時長作出硬性規定及預警提醒。

“操作起來簡單方便。填寫好雙方信息和糾紛情況后，系統會自動匹配相應的調解委員會。完成錄入后，系統里還會生成一個二維碼，掃一掃就能實時追溯糾紛調解的進度和結果。”“浙江解紛碼”平臺管理人員徐海蓮介紹，“浙江解紛碼”平臺設置了“我要調解”“咨詢服務”“投訴舉報”“其他服務”4類功能模塊，還即將上線商事仲裁、訴前保全、司法鑒定等一站式線上受理服務。

據統計，2022年“浙江解紛碼”受理案件27582件，處置率達100%。

在諸暨，老百姓可隨時隨地掃碼進入“浙江解紛碼”平臺進行案件登記。受訪者供圖

除了“浙江解紛碼”，如今，諸暨市還擁有共享法庭、“城市楓橋”應用等多個線上治理法寶，把調解指導、糾紛化解、線上訴訟、普法宣傳等司法服務送到群眾“家門口”，有效打通基層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為服務人民群眾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治國安邦，重在基層。作為中國特色的基層治理經驗，60年來，“楓橋經驗”在推動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中迸發出旺盛的生命力。從“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務不缺位”，“楓橋經驗”在新時代的社會治理中行穩致遠。

往期回顧

“楓橋經驗”60周年系列報道②丨杭州留下街道的國際化社區“治理經”

“楓橋經驗”60周年系列報道①丨從浙江“余村經驗”看新時代鄉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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