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廉政風云》《掃毒2》《葉問4》《新喜劇之王》四部合拍片穩(wěn)坐香港電影年度票房前四位，合拍片成為香港電影創(chuàng)作的主流。同時，合拍片也是內地電影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內地電影票房總榜前十位中，就有《紅海行動》《美人魚》兩部合拍片躋身其中。

8月15日下午，由廣東省電影家協(xié)會主辦的周末電影講壇舉辦《香港與內地合拍片的歷史關照與現(xiàn)狀觀察》線上講座，請來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燕，剖析香港與內地合拍片的歷史、現(xiàn)狀與未來。

歷史回溯

上世紀90年代誕生多部經(jīng)典合拍影片

2004年簽署的《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貿易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為香港與內地合拍片奠定了政策基礎，促成了往后十多年合拍片的繁榮發(fā)展。其實，從改革開放初期，香港與內地就開始了電影上的合作。內地擁有大量自然和人文風光以及較低的人力成本，吸引著不少香港電影人前來進行創(chuàng)作。

電影《少林寺》（1982年）便是合拍片興起的標志。《少林寺》由香港中原電影制作公司拍攝，張鑫炎導演。影片在武術隊中挑選真正會功夫的演員、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取景實拍，明顯區(qū)別于當時在片場拍攝的香港武俠電影。《少林寺》公映后大獲成功，香港票房高達1600萬港元，更成功開拓了國際市場，海外版權總收入超過2000萬港元。

上世紀90年代上半期是合拍片的一個小高潮，許多香港的電影公司與內地的電影制片廠合作，合拍片年產(chǎn)量超過30部。港片迷津津樂道的多部經(jīng)典之作其實都是合拍片：《新龍門客棧》（1990年）由香港思遠影業(yè)公司與瀟湘電影制片廠共同拍攝；《黃飛鴻之獅王爭霸》（1993年）由香港嘉禾電影和北京電影制片廠共同出品；《霸王別姬》（1993年）由北京電影制片廠與香港湯臣電影等共同出品。

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合拍片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陷入低潮。直到2004年，CEPA的出臺及時止住了合拍片的頹勢，香港電影可以以合拍形式進入內地，不受每年的進口電影配額影響。張燕認為：“這是香港電影登陸內地門檻最低、承擔風險較小、分享收益較多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有利于整合優(yōu)勢資源，創(chuàng)造新的電影生產(chǎn)力。”

合拍現(xiàn)狀

“新主流電影”和“新香港性”引領潮流

CEPA出臺至今已經(jīng)16年。在香港電影市場萎縮、內地電影市場高速發(fā)展的背景下，合拍片已經(jīng)取代純港片，成為香港電影創(chuàng)作的主流。張燕在講座上展示了一組數(shù)據(jù)：2019年，香港電影市場全年影院首輪上映的影片共有326部，香港電影包括合拍片46部。目前香港電影年產(chǎn)量維持在50部左右，而當中大部分都是合拍片。

張燕分析，當下的合拍片出現(xiàn)了兩個新潮流。一個是“新主流電影模式”：“有些合拍片能在商業(yè)化和娛樂化的敘事模式中體現(xiàn)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不少香港導演都拍攝了內地故事，比如林超賢導演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緊急救援》、劉偉強的《中國機長》、李仁港的《攀登者》等。同時，也有內地導演拍攝香港題材電影，這就形成了一種互補互通的狀態(tài)。”

另一個潮流是“新香港性”。張燕認為，2010年左右誕生的《歲月神偷》《葉問》《十月圍城》等一批電影均呈現(xiàn)出典型的“新香港性”文化景觀。這些電影以懷舊元素表達“港味”，是對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香港電影的一種傳承。在她看來，這些電影塑造了一個正面的香港形象：“比如《葉問》，片中葉問這個角色繼承了傳統(tǒng)武俠片中行俠仗義、為家為國的英雄形象，而且將他英雄的一面與生活中普通丈夫的一面結合得很好。它不僅是功夫片，也重新塑造了香港人的正面形象。”

未來展望

粵港發(fā)揮各自所長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在張燕看來，內地和香港在電影創(chuàng)作上各有優(yōu)勢：內地的素材、資金、風景等資源豐富，市場需求大；香港則在人員和技術上相對突出。而廣東和香港這對“鄰居”，更是有著非常大的合作空間：“粵港之間的合作是有歷史淵源的，香港制作的第一部電影《胭脂》（1925年）就是在廣州取的景。當下，廣東是一個電影大省，市場容量非常大。”

在未來的電影生產(chǎn)中，香港和廣東可以如何分工？張燕坦言，香港一直扮演的是電影創(chuàng)作的角色，尤其是商業(yè)化類型作品的生產(chǎn)。在她看來，香港和廣東的語言、文化相通，電影創(chuàng)作和觀眾所能接受的理念也是相通的，未來兩地可以嘗試發(fā)揮各自的所長：“電影的故事內容可以多跟廣東本土接壤，香港則更多地發(fā)揮‘講好故事’的功用。”